【重磅專題】我國產業外遷路徑和規模:日、韓、臺的啟示——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大變遷研究系列(二)


導讀

日、韓、臺在過去40-50年中的產業承接與外遷給了我們關于產業轉移路徑、周期、規模等方面的啟示。隨著環保、勞動力成本和外圍不確定性上升,未來10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產出規模或達2萬億元(占我國當前工業增加值6.5%)。

摘要

  • 從東北亞地區的日、韓、臺在過去40-50年中產業轉移方面的經歷,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斷:

(1)轉移路徑:產業轉移基本遵循著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行業的順序;

(2)轉移環節:產業轉移并非全產業鏈的遷移,轉移集中在產業鏈中本國處于相對劣勢環節的轉移(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

(3)轉移周期:產業轉移周期較長,短期大面積集中轉移的現象沒有在東北亞地區發生,日、韓、臺產業轉移都持續了10年以上。

  • 全球價值鏈(Koopman GVC)參與指數和位置指數顯示:

(1)參與行業和程度:我國參與計算機、電子、機械設備、汽車、電氣設備、紡織服裝等行業全球價值鏈相對深入;

(2)參與位置和特征:大多行業,我國處于下游(接近成品裝配位置),技術程度稍高的行業(如電子、計算機、電氣設備等)國內增加值占比又偏低,而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的行業往往又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服、家具制造)和資源型行業。

  • 比較優勢指數(RCA系數)顯示國內紡織、鞋帽、木材及木制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以及電子、計算機、光學設備中勞動密集環節存在轉移壓力。從外需依存度與國外增加值占比的價值鏈角度來看,結論一致。

  • 未來10年,我國產業外遷首先也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服、家具制造等),遷出產出規模或在2萬億元左右(占當前我國工業增加值約6.5%)基于中國臺灣、日本等外遷前后工業增加值權重變化以及我國2018年工業增加值權重測算,我們估算未來10年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紡織、服裝、木材加工及制品、皮革制造等)可能外遷2萬億左右的產出。這些并不包括高技術行業中勞動密集環節的外遷。

  • 我們認為國內產業轉移的三個特點將對本輪全球產業轉移浪潮帶來實質影響:(1)中國制造轉移體量大于日、韓、臺,且當前承接國難以匹敵過往中國,未來轉移更多是分散式的,因此外遷周期或更長;(2)中國內需規模龐大,將對部分國內消費品生產帶來支撐,轉移規模或受到制約;(3)全球垂直化分工程度較高,高技術行業發展將更加有效地對沖舊經濟動能收縮對就業、產出的負面影響。

正文

1.東北亞地區產業轉移進程概覽

產業轉移的背后是產業鏈國際分工的重新調整。我們試圖通過觀察東北亞地區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產業轉移的過程,來判斷中國產業轉移的規模、路徑與影響。

關于產業轉移,經典經濟學理論從國家間比較優勢、產品的不同生命周期入手對產業轉移進行了理論分析:

(1)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來看,產業轉移由產品的成熟程度所致。產品的在不同階段分為創新產品、成熟產品與標準產品,三者依次遞進,創新產品的生產集中在國內,成熟產品的生產開始逐步向其他發達國家進行轉移,標準產品的生產則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2)比較優勢角度來看,國際間產業轉移首先從本國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并依次進行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東亞地區國家采用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相結合(雁陣模型),通過進口提升本國技術水平,再進而通過改善生產,并通過開發國外市場,以出口進一步拉動增長,當產業比較優勢消失后,再度進行產業轉移。


回顧已經完成的四次全球產業轉移浪潮,早期產業轉移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向日本以及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轉移勞動密集型與部分資本密集型行業,在第二波浪潮中,即20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向日本轉移技術密集型行業,同時日本開啟向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轉移部分資本密集型行業,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向東盟部分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行業,產業轉移梯度在全球范圍內顯現。第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美日開始向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轉移標準化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同時美日以及部分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向東盟轉移勞動密集以及資本密集型行業。第四次轉移趨勢中(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身影開始集中顯現,中國以大國承接者的身份開始迎接美、日、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的勞動密集型相關行業轉移。在產業承接近30年的發展后,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下,中國產業外遷或開啟全球產業轉移的第五次浪潮。我們從東北亞地區的歷程入手,試圖為未來中國產業轉移趨勢按圖索驥。

1.1.中國臺灣

從上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先后三次承接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外資引入進一步優化了臺灣的資源配置,出口產品結構持續優化,以電子信息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已經開始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盟部分國家進行轉移,90年代后,臺灣向外產業轉移速度開始明顯加速,大陸地區成為其最大的產業承接地。在整個產業外遷過程中,臺灣地區制造業占GDP比重整體出現下降,但技術密集型產業占制造業GDP的比率卻在上升。

(1)產業轉移過程中,制造業整體比重出現下降,細分行業權重波動較大。

產業轉移階段,中國臺灣內部的產業結構出現了制造業權重的顯著下行,10年時間大約整體下降了10%,與此同時服務業比重出現明顯提高。

從細分行業來看,電子元器件行業權重出現了顯著上升。紡織與食品、飲料相關行業權重下降明顯。從直接投資角度來看,雖然中國臺灣的產業轉移從70、8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是對外直接投資與外商直接投資差值在90年代后才出現明顯的提升,直接投資角度的產業轉移正式起始點應該在90年代后。

步入21世紀后,中國大陸基本承接了中國臺灣地區海外生產60%的產業比重。從細分行業來看,中國臺灣在皮革、毛皮制品以及電子、電腦及光學產品、設備類等方面向大陸地區進行了廣泛的轉移。在基本金屬與非金屬礦物以及化工制品方面,臺灣則更多選擇亞洲其他國家進行轉移。

1.2.韓國

1973年韓國政府發表《重化學工業化宣言》,確定把鋼鐵、石油化工、造船、汽車制造等工業部門作為出口戰略重點發展的產業,并且對計算機、精密儀器、電氣機械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實施進口替代,開始第三次產業結構調整。

進入80年代,由于韓國加大重化工業的投資,國內重化學工業產能出現過剩,迫使韓國政府做出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韓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部分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主要承接國集中在中國以及東盟部分國家),同時又通過引進高質量的外資,重點發展如計算機、電子、精密機器等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

在整個產業轉移發生過程中,韓國在細分產業結構上發生了與臺灣類似的變化,即以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高技術行業權重不斷提升,以紡織服裝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權重出現下降。但韓國整體制造業權重在這一階段卻沒有發生顯著下降,且從直接投資角度來看,韓國的對外轉移高峰在90年代前期。

1.3.日本

日本產業轉移歷程同步伴隨著日美貿易戰進程。總體來看,無論是產業轉移還是貿易戰均未影響日本的產業升級以及產業發展趨勢。日本第二產業占比在戰后快速增加,70年代達到穩定。產業轉移的過程以及日美貿易戰的持續影響并未顯著縮減日本第二產業的份額。

從直接投資角度,日本對外的產業向外轉移持續了較長時間。日本內閣府將戰后日本經濟增長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1955-1973年,經濟增長率年均高達9%以上,屬于高速增長階段,高儲蓄帶來豐厚資本,勞動力充足(整個50年代15歲以上勞動力同比增速2.23%,對比60、70年代分別為1.41%、0.94%),到60年代后期,經濟景氣度高企,紡織和鋼鐵工業成為主導,汽車、空調、彩電等電氣設備、機械和設備行業崛起,貿易順差快速增長。第二階段,1974-198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日元升值,加之石油危機帶來輸入型高通脹,整體經濟增長率低于6%,屬于平穩增長階段,主導行業轉變為汽車、機械和電氣設備。在兩個階段的產業轉移與日美貿易戰節奏基本一致,往往遵循著對美出口擴大-與美貿易摩擦加劇-日方自愿出口限制或美方進行貿易保護-日方出口數量下降-產業逐漸轉移的路徑。第一階段的產業轉移更多集中在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第二階段的轉移開始指向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

在產業外遷過程中,日本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行業中行業份額減少比較突出的集中在紡織業、鋼鐵、木材與紙制品,高技術行業權重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經濟結構持續升級。回顧整個日美貿易戰,貿易摩擦對日本紡織業、鋼鐵業帶來了一定的實質影響,汽車、家電行業的影響則相對有限。我們認為上述勞動與資本密集型行業資源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行業轉移,本身就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從這個維度來看,貿易戰只是加速了上述資源再配置的進程

日本對于貿易摩擦與產業轉移的應對策略方面,除了對內提升研發等技術相關投入,對于汽車和家電行業,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美設廠,同時積極拓寬搶占其他國際市場,并對生產方面提出嚴格采購國內零部件等要求均對行業帶來了支撐。從日本較長時期的產業轉移歷程來看,行業屬性上,紡織與鋼鐵行業屬于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相對于生產環節復雜、分工較多的技術密集型行業,發生產業轉移與產品替代的難度更低,在垂直化分工趨勢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技術密集型行業整體轉移以及產出明顯下降的可能性也將變得越來越小。

1.4.東北亞地區產業轉移模式的共性

東北亞地區的產業轉移基本遵循著相近的規律:首先承接發達經濟體勞動密集型行業,以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同時主要進口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品,大力發展工業基礎并實現技術突破,當經濟發展階段達到一定水平后,再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后發國家轉移,并輸出資本與技術。

各國在產業外遷中均主要采取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但無論是臺灣的三角貿易,還是日本在外部地區生產兼顧國內原料采購標準,都體現了產業轉移并非是全產業鏈的遷移,而是產業鏈中本國處于相對劣勢環節的轉移(多數為勞動力密集環節),這既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的轉型與升級。但轉移對勞動力素質、制度環境、工業基礎等均有較高的要求,同時轉移也需避免國內產業空心化,或過度依賴第三產業的問題。整體來看,東北亞地區產業轉移共性集中在以下幾點:

(1)產業外遷的路徑規律基本遵循著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行業的順序;

(2)外遷行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規模較大(集中在紡織、木制品),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勞動密集環節存在轉移現象(加工、裝配);

(3)產業外遷并非意味著制造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權重下降,日本、韓國均在產業外遷過程中保持穩定,主要得益于高技術行業的提升;

(4)產業外遷周期較長,無論是日美貿易戰還是經濟周期的擾動,短期大面積集中轉移的現象在東北亞地區都沒有發生,產業轉移基本都持續了10年以上的時間,甚至達到20-30年,轉移的時間取決于該國的產業規模以及承接國的能力。

2.當前的中國制造位居全球產業鏈何處?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也面臨著產業外遷的抉擇,我們在微觀調研中和企業家交流時,大部分企業家(無論有沒有直接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都表示自己的企業有多元化生產的需求:目前在中國經營,環保成本、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外圍不確定性又不斷加劇,企業生產多元化是必然的選擇。在判斷外遷行業之前,我們需要對中國制造整體情況有個基本的全局認識。

我們試圖從全球投入-產出表(WIOD)出發探討下在產業鏈上與我國緊密聯系的經濟體和相關行業:

  • 進口及其上游相關產業鏈方面:我們以國內進口額較高以及中間品外部依賴度較高為依據,發現計算機、電子;機械設備;汽車制造;電氣設備;食品飲料;焦炭和成品油制造幾個主要行業。我們對行業上游國家及投入占比進行了匯總額分析,我們發現行業直接進口角度,日、韓、中國臺灣、德、美等基本位居各行業前列,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無論是從直接消費進口角度,還是上游中間品投入角度都保持了相對重要的位置(圖17);

  • 出口及及其主要相關產業鏈方面:我們以對外出口額以及中間品外部需求較高為標準,梳理出計算機、電子;機械設備;紡織服裝和化工等幾個主要行業。無論是成品還是中間品,主要去向的是美、德、日、韓、中國臺灣等(圖18)。

我們進一步利用Koopman全球價值嵌套或者參與指數(GVC Participation Index)及其GVC位置指數(GVC Position Index)來評估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GVC全球價值嵌套或參與指數的第一項也被稱作前向參與度(FP),第二項分子是國外增加值,表達出口中國之外貢獻的成分占比,被稱為后向參與度(BP)。參與指數越高,代表該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越高。GVC位置指數基于前向與后向參與度構建,位置指數描繪了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相對的上下游位置。如果一國前向參與度極高,同時國外貢獻又相對較小,那么位置指數則呈現出較高的水平,表明行業處于全球偏上游位置。

與之前我國對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產業鏈的聯系一致,Koopman GVC 產業參與指數顯示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較高的行業包括化工品制造、汽車制造、造紙。食品飲料和機電設備相對次之,農副產品以及紡織服裝制造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有限(圖19),以紡織、服裝、皮革制造為例,我國雖然在終端產成品的生產上較為集中,但整體中間品的貢獻相對有限帶來了產業鏈參與度有限的情況。

同時,Koopman GVC位置指數顯示我國多數行業在全球價值鏈處于偏下游位置(偏向成品裝配環節),包括

  • 資本密集型行業:計算機、電子與光學設備行業;電氣設備行業;交通設備行業;機械設備行業等明顯處于下游位置。這些行業處在下游位置,偏向成品裝備環節,但在出口中,這些行業國內增加值占比并不高(圖20),說明了這些行業技術仍然存在很大制約。

  • 勞動密集型行業:紡服和家具制造是處在下游位置。這些行業出口中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但技術復雜程度偏低,行業壁壘比較少。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如下:雖然我國參與全球產業鏈比較全面,但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大多行業處于一個下游(接近成品裝配位置),技術程度稍高的行業(如電子、計算機、電氣設備等)國內增加值占比又偏低,而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的行業往往又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源型行業。

3. 產業轉移的觸發條件與轉移規模的測算依據

為判斷產業外遷的行業,我們需要進一步衡量產業轉移的觸發條件,我們試圖采用顯示性比較優勢(RCA)系數來觀測轉移國家的比較優勢變化情況。

RCA系數的構成相對簡單,最早由Balassa(1965)提出,其指標構成為:

其中為k國i產業出口,為區域內i產業總出口,為k國整體出口,為區域總體出口。該指標衡量了k國在區域內i行業出口的相對實力。指標背后暗含的邏輯是在各國對產品偏好一致的背景下,一國相對比較優勢較高的行業將使該行業在區域內的出口表現優于其他國家,相應的指標數據也將更高。由于日本產業轉移相對來說時間較早,數據可得性有限,我們對臺灣、韓國90年代后的RCA進行了測算,“世界”出口角度,我們綜合聯合國、世界銀行、IMF發達國家標準以及數據可得性角度,共選取了19個發達國家和4個發展中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愛爾蘭、日本、荷蘭、新西蘭、挪威、葡萄牙、韓國、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中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

我們發現臺灣與韓國在90年代前半程,均出現了勞動密集型行業RCA的快速下降,后半程RCA開始平穩。與此同時,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這個階段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圖21-圖24)。

反觀中國,在這個階段,勞動密集型相關行業的RCA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同時技術密集型行業的RCA也在緩步上升。我們認為技術密集型行業RCA的上升,更多源于生產過程中勞動密集環節的轉移承接(裝配、加工),即這一階段各類型行業的比較優勢均集中于勞動力成本優勢。

我們進一步結合產能指數來看,韓國在80年代中后期,勞動密集型相關行業的產能指數開始出現下行。但高技術密集型行業產能指數則在80年代后期出現了一定的上行,這與我們梳理的產業結構中增加值權重的結果也較為一致

日本紡織業則是在70年代出現快速下行,鋼鐵在70、80年代左右下行至低位。從60年代到2000年初,制造業整體產能指數經歷了兩輪波動。其中,第二輪制造業產能指數的提升背景是高技術行業(機械相關)的產能指數上行。

從RCA角度來看,我們利用RCA兩年的差值占初始RCA的比重來觀察產業轉移觸發的衡量指標,其背后的經濟含義代表著某行業兩年比較優勢變動的程度大小,若自身的比較優勢下行顯著則容易產生產業外遷傾向。我們發現一個帶有共性的結論是RCA連續多年負值且數值達到-10%以上是該指標對轉移行業的反映。

轉移規模來看,我們考慮行業絕對額減少情況以及在制造業中行業占比變化情況來衡量產業轉移的規模。由于產業的轉移,一方面可能由于國內對外投資進行實質性的轉移,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本國投資減少而發生被動的收縮“轉移”,我們無法有效區分轉移的發生形式,因此近似采用行業增加值絕對額以及權重的變化來衡量規模。

中國臺灣方面,我們主要觀察勞動密集型行業情況。我們發現服裝及配件、皮革與毛皮制品、木材及木制品行業的絕對額發生了下降。在權重方面,除上述三個行業外,紡織業增加值占總體工業增加值的權重也出現了下降。絕對額的減少方面,多數轉移行業在長達20年左右的周期中,減少了巔峰時期體量的40-60%不等,從行業工業增加值占比權重來看,相較于轉移之前的行業權重,轉移較為集中的行業權重下降了大約80%左右。日本方面,我們同樣觀察勞動密集型以及以鋼鐵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行業情況,在制造業增加值權重方面,產業轉移規模基本影響權重收縮達到50%以上。

4.產業外遷是否一定意味著行業走向衰落?

雖然從東北亞地區來看,產業轉移伴隨著相應行業產值權重的降低,但并不意味著相關行業的升級以及經營改善受到負面沖擊。我們從中國臺灣行業與經營企業層面的數據可以看到產業外遷(對外進行FDI)的企業經營改善顯著。

中國臺灣對外投資體量不斷增加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三角貿易。這類貿易具體是指貨物不經臺灣通關,出貨地及目的地皆為他國,但貨款在臺灣結賬的貿易行為。由于臺灣的傳統產業進行產業轉移時,大部分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轉移,例如制造工廠向大陸轉移,但臺資企業的總部仍選擇留在中國臺灣。最終形成臺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分工模式出現,大部分對外投資的臺企均涉足三角貿易業務。

中國臺灣地區三角貿易主要集中在民生工業、金屬機械,其中機械設備制造、紡織占比較多。若以三角貿易為帶有產業外遷行為臺企的標志,我們通過對比涉足三角貿易與未涉足的企業經營情況,可以看出對外投資力度較高(充分利用外部優勢資源)的企業在利潤率、附加值率的上升上都戰勝了其他企業。從實際運用資產角度來看,從事三角貿易的企業長期資產擴充迅速,均屬于大型企業范疇,且這類企業長期獲利能力改善明顯。

此外我們從創新成長(研發與技術投入)、全要素生產力提升兩個維度來看參與對外投資與無對外投資的企業差異,可以發現對外投資多從創新成長角度改善行業。而差異較為明顯的行業集中在技術密集型(設備制造、汽車)以及金屬制品相關行業

利潤角度來看,行業利潤變化并不與產業外遷嚴格對應,轉移行業的利潤在轉移進程中也會出現利潤的波動,但高技術行業的利潤水平在持續提升,勞動密集型行業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利潤普遍呈現下降。

我們可以看到,產業外遷對于國內并非一定產生負面影響,雖然可能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帶來暫時的摩擦性失業,但在利潤改善、產業升級以及促進貿易方面均有可能帶來正面支撐:

(1)由于充分利用外部優勢資源,國內相關行業利潤或在成本下降中進一步改善;

(2)加速國內產業升級,一方面產業承接與產業轉移相輔相成,另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可以回補轉移行業中其他技術密集環節。例如日本當年在進行汽車產業轉移階段,將更多研發精力集中在零部件生產,且通過日系車裝配嚴格采購國內產品的手段,使得日本在汽車生產鏈條上不斷向上躍遷,帶來產業競爭優勢的提升;

(3)促進互補貿易的發生。Schmitz和Helmberger(1970)的研究表明,當技術先進的母國投資于資源豐富的東道國的基礎產業時,母國資本品的出口將會增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垂直一體化的生產可以創造貿易,實現貿易互補。相比較而言,勞動豐裕的國家將更偏好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需求存在,但國內供給匱乏),因此加大對勞動稟賦充足國家的直接投資,會進一步提升這些國家額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需求,因此產業外遷(國際直接投資)會提升互補貿易。

5.中國產業轉移未來10年或達2萬億以上,占比當前工業增加值6.5%左右

我們首先基于價值鏈分析對國內產業轉移趨勢進行探討。一般來說外需依存度較高(出口占終端需求比重高)且國外增加值占比較高的行業容易受到產業轉移的沖擊,如家具制造、紡服、計算機電子、電氣設備等行業。外需依存度較高意味著行業受外需影響更大,因此在外需轉向時產業更容易受到影響。而出口最終品所包含的國內增加值比例較小的該部分行業,產業轉移較其他行業更容易受到沖擊(圖36),原因主要有三點:
  • 首先,該類行業出口品的國內增加值相對國外增加值占比低,從價值鏈角度單位產品的國內貢獻程度有限,產業轉移不會對產品整個價值創造帶來嚴重打擊,因此從價值鏈角度轉移難度較低;

  • 其次,內部來看,這些行業出口行業總增加值相對較高,主要源于勞動力相關投入(紡服成衣制造、計算機、電子和機電設備裝配組裝等),加工貿易占比集中也反應出增加值貢獻相當一部分來源于勞動力供應,因此在成本提升的情況下,產業轉移壓力訴求較高;

  • 最后,對于這些行業,中國在行業內的全球價值鏈位置相對偏下,且部分行業分布在全球產業鏈下游終端(紡服、家具),由于全球產業鏈參與程度有限和價值鏈位置偏下,產業轉移相對較為容易,因此國內所受沖擊可能較大。

我們進一步梳理了中國近三年的RCA變化,試圖從RCA變化來捕捉行業轉移壓力。從2017年各行業RCA來看,中國多數行業產業轉移壓力相對有限,RCA并未出現持續下行或大面積轉負的情況,中國各個行業在國際貿易方面的比較優勢仍然比較突出。我們發現,皮革、紡織、木材以及光學設備行業的RCA變動已經開始體現出一定的轉移壓力,因此中美貿易摩擦當前更多是從政治風險、企業運營角度加速產業轉移的進程。

綜合價值鏈分析(外需依存、國外增加值占比)以及RCA指標所反映的情況,二者結論相對一致,即產業外遷壓力較為集中的行業均指向紡服、木制品與計算機、電子、光學設備下游裝配環節等行業較容易發生轉移。

轉移規模角度,若以中國臺灣、日本產業轉移規模為參考,以2018年各行業工業增加值權重為基礎,各行業未來10年若均減少行業當前權重的70%-80%,則意味著中國在紡織行業或將減少接近3%的比重,總體規模達9000億左右,服裝服飾業將減少1.5%比重,規模或達5000億,木材加工及制品行業或將轉移1%的比重,規模或達3000億左右,皮革及制品相關行業減少1%。規模將達到3000億元,上述勞動密集型行業產業轉移總量或達到2萬億左右,占比當前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6.5%左右(以2018年工業增加值為準)。此外,計算機、通信、電子設備行業的勞動密集環節也將發生轉移,但該部分體量占比難以估測。綜合整體情況來看,整體產業轉移規模保守估計將超過2萬億體量。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產業轉移規模是長期體量,日本、中國臺灣均持續了20-30年之久。此外,中國未來的產業轉移或存在幾個特點將對產業外遷浪潮產生影響:

(1)中國制造的轉移體量有別于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中國在90年代后有能力與空間可以完整承接各國相關產業的轉移,產業承接國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速產業轉移速度。但當前來看,中國產業的外遷將是分散式的,這會進一步制約產業轉移的速度;

(2)中國內需體量以及勞動力市場規模有別于東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在轉移方面,轉移幅度上或將要弱于其他國家的歷史轉移情況,對于紡服等消費品的內需支撐將對產業外遷帶來一定約束;

(3)伴隨國內高技術行業增加值的不斷提升,國內整體制造業增加值大概率不會面臨收縮,在這方面國內或將更貼近日本的情況,全球垂直分工水平深化,將更加利于高技術行業發展有效對沖舊經濟動能收縮帶來的對就業、產出的負面影響。未來行業內部涉及對外投資的企業表現或將優于行業內其他企業,國內企業分化現象將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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